30年前那场撼动人心的诀别
周恩来贴身秘书回忆他的最后时刻
周恩来(1898.3.5－1976.1.8)
“他是一个彻底的无产者。生而无后，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劳而无怨，死不留言，连遗骨也抛撒大海间，真正地去如长烟一空。”
周恩来逝世30周年祭
30年前，中华大地亿万人侍立在寒风中哭总理辞世，有旷古未有之悲恸，“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
30年来，世间沧海桑田，于无声处听时代发展之惊雷，思念犹是不灭。
遥想风云变幻的年代，知大国总理之不易。有他的大德、苦心与智慧在，逆流中有暖意，枯枝有重芳之机。尼克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
遥想总理之爱心博大，覆盖家国、四方，乃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乃有一种敬意，超越政见、时空与意识形态:联合国为他辞世降半旗，非洲偏远部落里至今依然有人能用汉语说出他的名字。
都说世间完人难寻，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在他身上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其气度才华让联合国前秘书长感叹:“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他一生经历波澜壮阔，“民族危亡挺身而出”，“日理万机纵横寰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世人加诸他许多崇高词语:英雄、元勋、公仆、伟人。
他却是一个彻底的无产者。其生而无后，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劳而无怨，死不留言，连遗骨也抛撒大海间，真正地去如长烟一空。当世人纷纷感慨其“大有”之功时，宁不思其“大无”之心？
谢海涛
有人说，只有近距离感受到的伟大才可称其为真正的“伟大”——光环褪尽、还原为生活中的普通人后，他(她)所折射的人性光辉才是最震撼、最持久的一种力量。周恩来在跟随他几十年的秘书赵炜眼中，便正如此。
1975年11月初的一天，“赵炜，你要照顾好大姐……”，一双瘦得几乎皮包骨头的手从被子下伸出来，周恩来紧紧握住赵炜的手。30年前那个寒冷的1月，她搀扶着邓颖超，与周恩来作了最后告别；14年前，像女儿对母亲一样，赵炜又服侍邓大姐走完了最后一程。从1955年至1976年总理去世，她为总理工作服务了21年；从1965年起她又任邓颖超的秘书，直至1992年邓颖超去世。
一国总理的嘱托
1955年1月，从部队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不久的赵炜，被调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工作。
到西花厅，赵炜的第一个感受是那里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和别人不一样。周总理习惯夜里办公，最早也要到凌晨二三点。
1975年10月的一天，邓颖超找到几位秘书:“组织决定通知你们四位秘书，应该让你们知道总理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估计，这个病在别人身上可能会活得长一些，但在他身上，可能熬不过1976年的春节。”这是赵炜第一次确切地知道了总理得了癌症。“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脑子一下蒙了，耳朵好像都失灵了。大家都哭了，但又不敢当着邓大姐的面哭得太厉害，出来后我们四个人都掉了泪。”其实那时候周恩来已经被病痛折磨好久了——1972年5月，周恩来在做常规体检时被确诊患有膀胱癌；1973年3月在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治疗，1974年6月住进305医院后，直到去世前，他先后经历了大小手术14次，几乎40天就要做一次，除了原有的膀胱癌，结肠癌也趁机袭来。
此后每天，赵炜都要陪邓颖超到医院看望周恩来，也给他念文件。一次，周总理让工作人员打电话说让邓颖超去时把《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片带去。歌片送到了医院，周总理很认真地看了几遍，还轻轻哼唱起来。十几天后，周恩来的精神好像还不错，他让邓颖超坐到病床边，“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重病中的周总理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也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唱完歌，周总理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最后，他面向邓大姐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11月15日下午，他让我拿来笔纸，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不难想象，一向处事周全的周恩来其实已经在有意识地安排着自己的最后时光，而这几句话，成了他心头久久放不下的心事。赵炜回忆，早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手术之前，他就对邓颖超说了这句话。“手术前，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汪东兴等人都去了，邓大姐就把总理说的话转告给他们，同时还请汪东兴回去以后向毛主席报告。话虽然说了，但没有落实到文字上，周总理不放心，因此就又在11月15日那天专门写了一个条子。”
因为病重，周总理往日洪亮的声音已变得十分微弱，有时他说出话来就连邓大姐也听不清楚。这时，如果让他再重复那些话就太费精神了，所以周总理就说，“让赵炜当翻译重复一遍吧”。有一天，周总理突然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邓颖超看看他也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两人只是心有灵犀地深情对视着，最后还是邓大姐说:“只好都带走嘛！”周恩来沉默无言。
“(1976年)1月8日早上一上班，我打电话告诉他们(医院值班人员)，说8点半邓大姐吃早饭，上午先不去了，下午再去，然后问情况如何，对方告知还可以。但半个小时后，值班打电话来，语气一连串地急促:‘赵炜，快来快来！不好了，不好了！’”
赵炜一下子明白，最后的时刻已经到了。邓颖超迅速向病房赶去。来迟了！没来得及跟丈夫作最后告别的邓颖超一下子倒在周恩来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
医生仍在抢救。9点57分，监视器上划出一条直线，总理走了。病房里原本隐忍的哭声顿时成了一片号啕，邓颖超哆嗦着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哭着:“恩来，你走了……”赵炜说，值班的同事告诉她，在去世前一天，周恩来在邓颖超走后一直显得心神不定，眼睛来回看，好像在找什么，问他有什么事，他也不说，只是摇摇头；让他休息，他也不闭眼。当时大家都感到有些奇怪。现在想起来，总理那天四处看来看去，一定是在找大姐，大家有些后悔当时没有把她喊过去，让这一对经历了风风雨雨的革命伴侣见上最后一面。
震动世界的悼念
“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时候，我们没想到，一点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一直陪伴在邓颖超周围的赵炜一想起那天的场景，仍心绪难平:“那天刚出北京医院，就看到外面已经有人聚集，再一拐到王府井南口往西，北京饭店的位置，一看外边怎么那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因为我和大姐坐的车是用纱帘挡着的，我就扒开窗帘，说，大姐你看，外面人特多！”或许是不愿看到群众在寒风中受冻，邓颖超一再催促前面开路的警车快走。但当时也没通讯工具，所以这一段路，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成了撼动人心的历史一幕。
就在当年的4月5日，发生了著名的“天安门事件”，数百万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
1981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据最新一期《三联生活周刊》
《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
1976年4月4日，广场上到处挂着纪念周恩来的花圈。上午十时左右，广场东宫北侧一群人抬着一位青年，并向他发出阵阵欢呼，他用白布缠着的手向大家展示他写的血书:“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人们争先恐后同他握手致意。在场的许多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作者将这一难得的动人场面拍摄下来。这幅作品成为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真实写照的代表性力作。
解密
“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1978年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期间，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又一次提出来了。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也在这个有4000字左右的报道里面。新华社敏感的人们，立即发现了其重要的新闻价值。
新华社北京分社周鸿书同志参加了市委的会议，当晚他拿来了一个稿子，大约有3000字，里边提到了天安门事件。国内部的同志觉得应该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搞成一个短新闻。时任新华社社长、副社长的曾涛、穆青，以及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在反复商议后拍板决定单发。关于这则电讯稿的标题，穆青与曾涛、杜导正经过了反复的商量，最后确定了《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个标题。穆青回忆说，当时中央和北京市委都没有说“平反”两个字。《北京日报》只提“完全是革命的行动”。所以，用这个标题是有一定风险的。
曾涛与穆青之间，也为是否请示中央这个问题，电话来往不断。到晚上7点临发稿了，曾涛同志又打电话给我，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我说: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曾涛像是开玩笑地跟我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我说:行，我跟你一块去。那天，我整整担心了一晚上。但是，第二天也没有什么事，而且反应是一片欢呼。
(任民)
1917年旅日日记摘选
少年恩来之“烦恼”
一月一日
(丁巳十一月十九日戊申)(星期二)
气候:晴阴不定。温度:四十五度。提要:(修学)悟则为佛，迷则众生。(治事)晨起往青年会，见伯鸣、天池。午后涤愆、蓬仙、涤非来。去后取《南开思潮》阅之。晚访铁卿于其寓。
(通信)接涤愆、润泽、安甫、春生、白涛贺年片，乃如、念远、(季)贤信各一。致安甫、(速)达信片一。
今日是阳历的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七年也，我的日记就从今日记起。但愿自今日往后，一天不缺，留个纪念。等着老年的时候想起幼时的光景，翻一翻这本日记，想着或者有点儿趣味。若是说留着事迹给人家看，这个我是万万的不敢想，亦不愿真够儿有这个事。我今年已经十九岁了，想起从小儿到今，真是一无所成，光阴白过。既无脸见死去的父母于地下，又对不起现在爱我、教我、照顾我的几位伯父、师长、朋友。若大着说，什么国家、社会，更是没有尽一点力了。佛说报恩为无上，我连恩还未报，又怎么能够成佛呢？俗语说得好:“人要有志气。”我如今按着这句话，立个报恩的志气，做一番事业，以安他们的心，也不枉人生一世。有生以来沾着这个“情”字，至于赤子之心……(以下此行日记已用墨笔涂抹不易辨清)
五月十九日
(戊午四月初十日丙寅)(星期日)
气候:晴、雨。
提要:(治事)早起至冠贤处，入其新中团体，冠贤介绍的。八钟开会，至者有十数人，十钟事毕，留其处午餐。下午送冠贤至站。晚与山兄食于中国饭店源顺号。
(通信)接涤非来信。致琴翁老伯信一。青年会有署名“余偕亡”者，将“日本一”杂志所载《支那民性与豚性之研究》一文，公之于众。
有四五人发布《驳罪言》一文。
有传单组织归国演说团。
我今天在新中会表示我的入会意见，说了一大篇话。大概的意思是:“我们中国所以如此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泰西的文明所以能够发达的原由，是因为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互相竞争，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新。中国的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据的，所以无进步而趋于保守。文化不进则退，所以旧的也不能保了。再说我们二千年的历史、思想、学术全都是一孔之见。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他们要是主宰中国，决不能像元、清两朝被中国的民性软化了。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岂不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么？
上世纪20年代革命伉俪传奇
广州时代的枪炮与爱情
1925年8月8日，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的日子，他们没有仪式、没有满座的高朋，有的只是久别重逢后的欣喜和温馨美好的新婚之夜……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走了，他此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超也离开了新婚的小家，到广东区委上班去了。
1927年4月，中国大地上风云突变。原本正在进行合作的国共两大政党，因为蒋介石的变脸突然交恶。
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指挥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大开杀戒，中国顿成人间地狱。这时的周恩来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他是1926年12月被调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在上海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里，他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来和邓颖超不得不暂时分离。正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动手了。此时的邓颖超正在羊城广州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里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难产。邓颖超肚子里的孩子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三天三夜她都生不下来。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孩子头颅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不幸夭折。邓颖超内心极度痛苦。
这是她和周恩来的第二个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周恩来大革命时期随队东征时，被邓颖超私自做主打掉了。后来，邓颖超来到汕头见到周恩来，把偷偷打胎的经过告诉了丈夫。周恩来听后勃然大怒。新婚后，他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
她也许不知道，蒋介石已经悬赏20万银元捕杀周恩来。周恩来虽然在严重的政治变故当口一直忙于转移干部和组织反击，但他仍然记挂着在广州生孩子的妻子。他想，上海“四一二”事件绝对不是孤立的，广州也一定不安全。于是，他给广州军委机关发了密电，要小超速离广州到上海来。
当时的广州在军阀陈济棠的统治之下，4月15日，也开始了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位于南华银行二楼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机关遭到搜查。幸亏一位同志十分机警，搜查前刚好把才收到的周恩来给邓颖超的电报交给一位工友，让他务必交给邓颖超。
那天刚拂晓的时候，大批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中共中山大学党支部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陈铁军将事变发生的消息告诉了医院中的邓颖超。此时，邓颖超也刚刚收到了工友送来的周恩来的密电。形势危急，怎么办？幸亏这家德国医院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仗义帮忙，邓颖超和母亲杨振德才躲过军警的严密搜捕。在王大夫和韩护士的巧妙安排下，她们乘医院到香港购买药品的小火轮，前往香港后辗转来到上海。
为了革命，周恩来和邓颖超永远失去了做父亲和母亲的机会。
(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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