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求学，36岁转会“职教圈”
苏周刊：1981年，您年仅15岁便考入苏州大学历史系，28岁获该校历史学博士，30岁成为该校历史学副教授。当时您应是苏州大学非常年轻的副教授了吧，能不能谈一谈您的求学历程？
单强：对于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玩”可能是我大学生活每天最大的主题。我喜欢打篮球，所以那时候除了上课就是在球场上，我还喜欢看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所以，有时和球场上的师兄们聊《三侠五义》这些，他们都以为我是中文系的。“你打算到农村中学当一辈子历史老师吗？你这么年轻，应该去考研究生啊！”中文系一位师兄无意间的一次问答让一个懵懂少年第一次思考自己的职业。我记得非常清楚，在1983年5月，我大学二年级快结束时才知道世界上还有研究生这么回事儿。后来，我向班主任老师详细了解如何考研究生的事情，利用暑假、寒假时间认真准备，在毕业前考上了苏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研究生。接着，又成为了苏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研究生，也是当年苏州大学仅有的4个博士生之一。博士毕业时，选择了留校任教。
1996年，30岁时评上了副教授，教学科研都得心应手，生活也很轻松，工作没有太大压力。按照正常的发展道路，过几年评教授，做博导，人生似乎就发展到顶峰了。
苏周刊：您又如何踏入了职教领域？
单强：虽然我身处高校围墙之内，但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是十分关注的，也经常参加各类社会活动。我1997年曾经担任过苏州市青联副主席，也是苏州市政协委员，这些让我有了更多的机会与社会各界接触。
我知道，当时国内的职业教育刚刚兴起不久，苏州又是工业化领先的地区，随着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社会势必越来越需求大批训练有素的高级技术人才。这让我对职教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萌发了一试身手的想法，也恰好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了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面向全球公开招聘院长的公告，就报了名。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是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在1997年提议建立的，是一所专门为苏州工业园区培养高素质技术人才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它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为模板，是国内最早的国际合作办学机构。公开招聘院长，也是在学院度过5年初创期后，董事会希望尽快把南洋理工学院先进理念本土化的战略思考。
虽然我的专业是历史学，但是我的研究专长是区域经济的发展。在面试时，我和董事们谈得最多的就是职业教育如何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以及如何培养青年人成为中国未来工业化的中坚力量和新兴产业生力军的问题。也许我的观点和想法得到了董事会的认同，经过几轮角逐就被董事会选中。
就这样，我在2002年正式“转会”到了职教圈，这一年刚好36岁，告别了学习和工作了20多年的书斋，开始了艰苦的职教之旅。
当下中国职教不适应新型工业化
苏周刊：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如何？
单强：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高等教育是一种教育层次，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职业教育这个类型里面，有着不同的教育层次，有中职、技校这样的中等教育，也有高职院校这样的高等教育，同时还有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等等，今后根据产业发展的需求还会有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
苏周刊：能否谈一下中国职业教育的现状？
单强：目前，中国高职教育面临着世界制造业转移、工业化转型、城镇化进程加速三股力量的严峻挑战。我国技术工人的结构与跨国公司的需求相距甚远，职业教育无法适应新型工业化对劳动者素质的技能要求。产业升级换代，促使劳动者结构从“体力型”“经验型”向“技能型”“智能型”转化。这些问题的存在是挑战也是机遇，怎样在观念、制度、技术层次进行深刻变革，就成为摆在政府、学校、企业面前的严峻话题。
苏周刊：与世界职业教育相比，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单强：我们的职业教育最缺乏的就是吸引力，因为我们的职业教育让学生动手，没有动脑，家长不希望把学生培养成机器人，岗位能力的匹配度不高，这是高职教育最大的遗憾。在比利时或者德国这样的职教发达国家，学生宁愿放弃大学去选择一所职业院校，因为在这些国家学生接受了职业教育，毕业后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并且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这样的职业平等在中国目前还无法完全做到。
校企合作育人中的主体不同。比如德国的“双元制”职教形式，学生大部分时间在企业进行实践操作技能培训，而且所接受的是以企业为主导的培训，培训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生产性劳动的方式进行，有利于学生在培训结束后即可顶岗工作，具有较强的能力针对性。而在中国，校企合作依然是以学校为主体，企业完全参与到人才培养过程中来的很有限。
国外的教育体系衔接沟通途径畅通。职教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构建比较完善，在各类教育特别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不同教育阶段之间可以相互沟通和衔接。目前，国内的职业教育“立交桥”构建刚刚起步，教育资源共享程度不高。
苏周刊：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阻力和优势在哪里？
单强：发展的阻力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校企合作难，现在校企合作如火如荼的大形势下，暗藏着一些问题，比如企业在合作中趋“利”的价值需求，而学校肩负人才培养的大“义”，双方在合作培养中必然产生利益分歧，目前还没有一部成文法来为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提供法律依据。第二个是社会对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存在一定的歧视，虽然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社会对职校学生依然存在偏见，对职业院校的认可程度不高。第三个是师资的专业弱，由于我国的高职院校大多由中专学校升格举办或由多校合并而成，来自高校的专业教师大多只懂理论不会实践，来自企业的兼职教师大多只会实践而不谙理论，因而在科研工作方面普遍存在起步较晚、队伍薄弱、研究经验欠缺等不足。第四个方面是校长专业化而非职业化，公办院校的校长任命多为职务型，而非职业型。校长缺乏一定的职业素养，无法对市场规律有准确地把握。
虽然我们的职业教育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当前政府和社会各界齐心协力支持职教、发展职教的良好环境史无前例，职业教育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就是系统适应现代产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今年江苏最大的一个动作就是启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开设了高职与本科联合培养，将高职和应用型本科的优势合二为一，贯通了人才成长的立交桥。
苏周刊：对于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您有何思考或建议？
单强：高职院校办学体制和管理机制应该率先突破，可以通过建立董事会来融合政府、企业、学术等利益相关方，为自身的发展提供政策、经费、专业等方面的强大支持。尤其是要打破过去非公即私、泾渭分明的观念，倡导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
加快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实现传统的“灌输式”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把就业导向变为发展导向，着力提升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他们的核心竞争力，自主学习能力、团队沟通能力和持续改进能力。挖掘每个学生的潜力，是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让他们自己对社会做出贡献，然后收获回报，感到生活和工作有成就感，这是最重要的。
重视职业教育领域的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应用型人才，以适应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对人才的要求。积极引进国外的职教合作项目，扩大职业教育在师资、技术、教学、培训等方面的国际合作。
高职院校要贴近产业和市场
苏周刊：目前在我国的教育结构，职业教育占多大比例？
单强：近期发布的《2012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 中公布的数据是，2011年全国高职学校达1276所，占普通高校总数的60%；招生数325万人，占普通高校招生总数的47.7%。2011届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中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占88.1％，近3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为全国850万个家庭实现了高等教育学历“零”的突破。
苏周刊：你认为职业教育的定位是什么？
单强：职业教育应以就业为导向,积极切实与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紧密联系,实现专业与产业、学校与企业的有效对接。职业教育应该是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苏周刊：2007年，您率领学院跻身全国百所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行列，成为苏州唯一的“小211高校”。同年，您受聘为比利时鲁汶工程大学董事，成为董事会中唯一的外籍高职校长。今年，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职业技术教育》 杂志公布了“2011年度人物”，您和国务委员刘延东、教育部职教司司长葛道凯等一起上榜，您在职业教育领域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单强：作为一所地方高职院校的院长，我认为成功源于我们在股份制办学、校企合作、国际化三个方面独特的探索。我们探索的董事会制度、校企“双主体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工场”型实训环境等都成为教育部文件大力倡导的经验，在全国同行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我在5年前就提出要创建“企业型大学”，从国际案例来观察，我们与“创业型大学”的要素十分吻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教授针对转型提出了“创业型大学”的转型路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拓宽的事业组织、多元的资金来源、卓越的学术群体、整合的大学文化。受到克拉克教授的启发，我认为新型高职院校应导入企业家精神，这种院校可以称之为“企业型大学”，是一种介于大学和企业之间的新型知识组织———将企业家的敬业精神、创新意识和合作态度导入高职院校，依靠现代化的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管理方法，走紧密校企合作之路，追求办学绩效，持续不断地满足客户需求。而“企业型大学”的掌门人当然就是“企业家型校长”，我希望自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僚型校长”或者“学者型校长”，而是“企业家型校长”！
办职校先考虑能为企业做什么
苏周刊：您有一句名言，那就是“把企业和学生当做客户”，这也是您一直坚持的办学理念。如何理解这句话？
单强：15年前，我们借鉴新加坡、德国这些发达国家先进的职教经验，成功导入“亲商理念”，为外资企业、高科技企业、新兴产业培养大批一流的技术人才。学校要更好地为企业服务，首先就要了解企业的需求在哪里，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必须让企业走进学校，参与到人才培养中来，我们才提出“企业的需要，我们的目标”这一办学理念。我们在办学体制上进行了根本性突破，建校伊始就组建了由政府主管部门、中外著名跨国公司、国内外知名高校等28家单位组成的董事会。其中，包括德国博世、芬兰诺基亚、荷兰飞利浦、韩国三星、美国超威半导体等在内的跨国公司就有18家。除了董事单位，我们还和11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和2000多家企业形成了紧密的伙伴关系。
2010年，随着越来越多90后学生入学，我们发现他们更有个性，更关注自己内在想法，因此，我们因势利导提出“学生的需求，我们的追求。”并明确把企业和学生作为最重要的“客户”。很多学校都会说“一切为了学生”，其实我们谈的“学生是客户”的说法与他们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关键是做法不同。多数学校只是说，没有做。为了方便学生，我们在校内有“学生一站式服务大厅”，像政府行政中心那样，把招生咨询、教务注册、日常行为规范管理、财务交费、后勤维修、社团活动等功能集于一身，学生的任何需求在这里都能够得到满足和反馈，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服务效能。
为了服务学生终身的发展，我们负责学生就业的部门不叫“就业指导中心”，而是叫“学生职业发展中心”。从新生入学、职业生涯规划、实习指导、就业推荐、校友服务，覆盖了学生学习、就业、成长的全流程。我们希望进入学院的学生不是享受三年的教育服务，而是获得终身服务的承诺。为了方便学生反馈，我的手机号码向全校学生公开，同学随时可以和我联系。这可能没有几个学校能够做到吧？
2010年，我们搬入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后，与纳米科技园、创意产业园、十余家中外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毗临而居，面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我们从校园建筑的设计到内部管理流程的再造，目标都是为了服务好企业和学生的终身成长！
苏周刊：从你们学校走出的学生，企业的认可度如何？
单强：从1997年建校到现在，我们已为区域经济发展输送了2万4千多名优秀毕业生，80%的毕业生在外企就业，40%的工科毕业生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其中80%成长为外企关键岗位的技术骨干。前两届毕业生有80%都成为了企业老总，被媒体誉为“总裁班”。
苏周刊：你们与苏州许多企业，比如三星电子（苏州）半导体有限公司与德国博世汽车部件公司都有很好的合作，赢得了企业的瞩目，你们与企业合作有什么秘方吗？
单强：在我们学院，大家都习惯于站在“客户”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很少想要企业为我们做什么，而是先考虑我们能为企业做什么！
譬如我们与德国安通（太仓）公司之间的合作就比较有戏剧性。2007年，该公司同时接纳了8名知名高校的本科生和我们的3名毕业生，结果，一年后我院的3名学生以其出色的表现赢得了提升。为此，安通公司再次一次性从学院选走了28名实习生，送到德国总部进行专门培训，以期回国后委以重任。随着毕业日期的临近，远在国外的学生本应该回国办理毕业手续，但为了使企业免受停产损失，我主动到德国去为学生举行了毕业典礼，颁发了毕业证书。此举赢得了德企老总的高度赞赏。在德国期间，安通公司的老总用他的私人飞机载着我们去考察意大利、瑞士和德国的分公司，用最高规格接待我们。如今，我们的多名毕业生已在安通（太仓）公司担任高层管理和技术骨干。
企业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从孩子入托、上学、租房、用工，甚至家里液化气坏了，我们都千方百计地提供服务。我们常年为外资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以此赢得企业的信赖。
作为一所国家示范高职，地处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外向型经济聚集发展的苏州工业园区，这些都注定了我们应该肩负起探索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引领中国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要使命。此刻我们更加应该清晰地认识自己的角色，就是成为中国高职教育特色发展中最亮丽的名片，成为区域产业产业链整合的核心要素。用更加卓越的课程和服务，让我们每一位毕业生都快速成长，早日成才，在苏州工业园区这个国际化的大舞台上，放飞梦想、实现理想。 （文/吕继东）
人物简介
1966年4月生，江苏铜山人。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教授。1994年毕业于苏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兼职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教育经济与管理、职业教育。代表作有《江南区域市场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主要社会兼职有比利时鲁汶工程大学董事，教育部国家示范院校协作委员会副会长，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府决策顾问，民盟苏州市委副主委，苏州市政协常委，苏州市专家咨询团成员。